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，常有一种感觉：紫泥壶是「他」，是He；朱泥壶是「她」，是She，这种情感投射，当然其来有自。
就用途而言：紫泥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，蕴于甲泥之中，又称「岩中岩」，其胎骨坚致，可独自成大器；朱泥则属非主流派，深藏于泥矿底层，矿形琐碎，需经手工挑拣，古谓「未触风日之石骨」，不利独自成陶，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。
就色泽而言：紫泥色相沉郁稳重，庄严凝练，宛如玄铁重刀；朱泥色泽红艳活泼，娇妍多姿，犹如柳叶软剑。
就泥性而言：紫泥成型较易，坯体烧成率较高，窑温宽容度亦大；朱泥成型工艺难度较高，成品率约仅七成，泥性甚娇甚挑。
就触感而言：紫泥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，器表触感较明显；朱泥颗粒细腻，器表透明度佳，触感平滑。
就声音而言：弹指扣之，紫泥音频较沉郁，共振性稍低，彷若男音；朱泥音频相对较高，共振性佳，犹似女声。
就式度而言：紫砂器形貌多变，或方或圆，或光或花，体多大方，容量较大；朱泥器形制较少，多为光素几何形，造形趋于纤秀，容量较小。
就地域而言：紫泥素为江南主流，一脉传承五百年，不绝如缕，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；朱泥虽根柢深植宜兴，但个性活跃，每于域外带动风潮，如十七世纪中叶起，外销欧洲的「红色瓷器」（见图）。再如清同治以后，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「朱泥烧」；以及从明末至民初，在闽南沿海，乃至南洋一带，所掀起的「水平壶」红色风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朱泥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，每每引起欧洲、日本、潮汕、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，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、茶风。
明清朱泥壶考证的雾区
二十世纪末叶，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备受青睐，不论紫泥、朱泥、绿泥、段泥，俱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。与此同时，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，成为显学。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，当代作品一辨真伪，二评工艺成就，三论典藏价值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，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，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，虽史料有限，却也不致考据无门。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，这种传承相当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，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，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鉴别，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款识而开启。反倒是明清朱泥壶的考证，面临了微妙的态势，以今日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，对朱泥古壶的断代辨伪，大体已能形成共识，争议有限，然而对朱泥陶人们的考证，却不易找到着力点。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泥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，形成「大彬」、「孟臣」比比皆是的盛况，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、延用，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「雾区」。
无怪乎，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：为何在朱泥壶的世界里，孟臣、逸公、大彬的作品如此丰盛？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！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铭！其实，这个特殊的「行规」已绵延三百余年，早就成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!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，诚如奥玄宝所言：「然壶本玩具也，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……择其善者皆取之……知理知趣是为上策。」准此，则朱泥小壶能考之有据者，是谓理趣兼得；若未能如愿者，也不妨好好欣赏其逸趣之所在。其实，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，我们还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壶的脉络，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「不可理喻」，反而应是「理趣兼具」的。
更何况，朱泥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，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「道德」问题，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。
当朱泥壶遇见工夫茶
要认识朱泥壶的署款文化，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。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，紫砂壶(当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壶)较集中于南京、上海、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，且多为传世品。虽在历来战乱折损甚多，但因从业陶人较多，数量相对亦多。朱泥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，由于传世的明清朱泥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，（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），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，部份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，所以目前朱泥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。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，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，且质量俱衰，或多破损，高档朱泥壶已可遇不可求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，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，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，发现朱泥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：一是开路建基出土，二是盗墓所获。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(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)；后者因其非法性，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。遗憾的是，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（事实上，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），藉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「学术派」正统作法，只怕希望渐微。
朱泥壶产于宜兴，制于宜兴，殆无疑问，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，她有点像是王昭君，先后被派去欧洲、日本、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。既要踏出国门，远嫁异域，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、汕头自是必经之路。这条始于明末，从江苏宜兴、上海到福建、广东沿海的「红陶之路」几经兴衰，也造就了宜兴朱泥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远因。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崇宜兴所产朱泥小壶，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，也因朱泥不宜独制大器，恰恰符合工夫茶壶「宜小不宜大」的概念。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泥、黄泥、段泥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。
在茶文化中，东南沿海盛行的「工夫茶」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。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，据史载，早在北宋时期，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。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，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，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，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、器具的蓬勃发展。明万历时期，一方面紫砂壶的声名已远播宇内，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、广东等沿海地区，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、官吏的迁移，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，相激相荡，并且迅速取代瓷壶、茶盏，以「世间茶具称为首」之姿，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。
1987年，考古学家在盛出朱泥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，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卢维祯夫妇合葬墓，其中有一件「大彬」款紫砂壶(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，现藏福建博物馆)。此壶盖沿已见磨损，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。壶高ll公分，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，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。此一发现的部份意义为：一、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，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份历程。二、紫砂壶在滥觞不久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。三、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，且属上层社会的奢侈品，非寻常人家可用。
经历近千年的发展，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，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，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。有趣的是，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，朱泥壶因壶身较小，不宜题作，遂将此风转移至壶底，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「谈笑有鸿儒」，（此语出自唐刘禹锡《陋室铭》，下句为「往来无白丁」。）朱泥掇球壶底刻「明月三人太白杯」，（典出诗仙李白的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」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，取其诗意也。）此外如「香引玉人来」、「高朋满座」、「知君于此景」、「诗人作伴、文士同居」等句，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；当然也印证了朱泥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。
既是友人相聚，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，对茶壶品头论足一番，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。如李渔《杂记》︰「凡制砂壶，其嘴务直，购者亦然。一曲便可休，再曲则称弃物矣。」《阳羡茗壶系》︰「壶供真茶，正在新泉活火。旋瀹旋啜，以尽色声香味之蕴。故壶宜小不宜大，宜浅不宜深，壶盖宜盎不宜砥。」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，影响深远。据史载，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已是一种共识，如李茂林、李仲芳父子、陈子畦、沉君用等，无不是亲自实践者，这种与茶文化的互动是全面且实际的。尤其华南素有饮用浓茶之风，势必从实用的角度，对宜壶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。入清以后，工夫茶更是要求「壶小如香橼」(袁枚《随园食单?武夷茶》)、「壶之采用，宜小不宜大，宜浅不宜深」(翁辉东《潮州茶经》)。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，这正是受「消费者导向」影响的必然结果。
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
至于在工夫茶区，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，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？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：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，至清中期渐渐淡出；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，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，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。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。就容量上的比较，两者皆大致吻合：清初大于清中，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。
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，最具代表的首推「陈鸣远朱泥壶」的出土。1990年夏天，福建省漳浦县，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。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。（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，殁于干隆年间。）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，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，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「丙午仲夏，鸣远仿古」的朱泥壶(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)，此外尚有「若深珍藏」款青花小瓷杯四件，及锡罐一个，里面装有题名「素心」的茶叶若干。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，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，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。特别值得探究的是：此壶所落的「鸣」、「远」两枚阳文篆字小章，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，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「干」为圆章，「隆」为方章的格式相同，两者年代相近，款式相仿。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，同期并有「荆溪」、「邵旭茂制」等上圆下方印式。这种「右侧题诗文，左侧钤圆方二章」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？虽未可知，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，制作出如「时」「大彬」、「惠」「孟臣」等款识的朱泥壶。
无疑地，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，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。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《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》一文中，写道：「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(闽南地区)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……仅漳浦一县，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『进士及第』……至清初……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…」。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，清康雍以后，世局早趋安定，正值太平盛世，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，越是上层阶级的人，对茶器越为讲究，「名人配名壶」，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，已然成为社会地位、声望品味的表征。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，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。
吴梅鼎《阳羡茗壶赋》：「一瓷罂耳，价埒金玉，不几异乎，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。」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：大彬、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「宫中艳说大彬壶，海外竞求鸣远碟」的美誉，既用「艳说」、「竞求」来形容，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，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。总之，此两大名壶的出土，除了对时大彬、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，还应对「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」背后所蕴含的意义，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。
到了晚清，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，作为往还交际之用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「潘壶」。据《阳羡砂壶图考》记载，潘仕成字德畬，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。先世以盐贾起家，累官至两广盐运使。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，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，一则自用，一则往还馈赠。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，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，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，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「潘」印。由于潘氏声名远播，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「潘壶」。
品茶三要 壶必孟臣
所谓「上行下效」，上层社会对茶具的讲究若此，自然带动中下阶层的起而效尤。大彬、鸣远壶是可望不可及的，于是宜兴所产的「紫砂壶」便成了基本的要求。昔时，闽南、潮汕的「茶博士」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备四宝：「供春、孟臣冲罐、若深瓯(小而薄的白瓷杯)、玉书碾(烧水陶壶)、潮汕烘炉」，其中紫砂壶名列「工夫四宝」之首。清人俞蛟《梦厂杂着?潮嘉风月》：「壶出宜兴者最佳，圆体扁腹，努嘴曲柄，大者可受半升许。」《蝶阶外史》：「壶皆宜兴砂质，龚春、时大彬，不一式。」台湾史志学家连横《茗谈》：「台人品茶，与漳、泉、潮相同……。茗必武夷，壶必孟臣，杯必若深，三者为品茶之要，非此不足以豪，且不足待客。」可见其时风尚之一般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有进一步的形容：「闽中盛行工夫茶，粤东亦有之，盖闽之汀漳泉、粤之潮，凡四府也。烹治之法，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。炉形如截筒，高约一尺二三寸，以细白泥为之。壶出宜兴者为最佳，圆体扁腹，努嘴曲柄，大者可受半升许……杯小而盘如满月，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。且有壶小如拳，盏小如胡桃者……，壶盘与盏旧而佳者。」
由于宜兴与闽南距离不近，相对价格亦高，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，连宜兴所产紫砂茶罐亦水涨船高。清人郭柏苍《闽产异录》载：「泉漳试工夫茶者，多依陆树声茶谱烹论，其贮茶之小缸以极小之宜兴(所产)为上……今亦难得。」允为一证。
我们无法明确地界定朱泥壶特殊的署款文化是起自何时，但正如王文径馆长所云：「在闽南人的意识中，孟臣即紫砂壶的别称，无论是时大彬款、陈鸣远款的壶，都一概以『孟臣壶』称之……他(孟臣)占领了闽南的茶室，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的名字。」一统天下的「孟臣」的确为后人玩赏朱泥古壶时，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。《阳羡砂壶图考》﹕「孟臣制品，浑朴精巧，无不俱备；逸公则长于工巧，而浑朴不逮。」孟臣因其名声大，为后世陶人藉名，成为宜兴朱泥小壶的主要代名词，有趣的是，惠孟臣、惠逸公、张君德、陆思亭诸家俱为清季擅制朱泥器的好手，而张君德、陆思亭则成为特定壶式的代名词，君德壶式广腹稳重，思亭壶式俊秀高雅，各自留名于朱泥陶史。闽南俗谚：「一无名，二思亭，三孟臣，四逸公」。其中无名指的是「供春」（亦谓无款多佳器）；思亭排名优于孟臣，有可能是思亭壶式俊挺，伫立茶船之中，有若蟜龙昂首，气韵出众。
清《龙溪县志》记载了当时人们「讲武夷茶，以五月至，至则斗茶。必以大彬之罐，必以若深之杯，必以大壮之炉，扇必以管溪之蒲，盛必以长竹之筐。」又，清道光年间周凯撰《厦门志》：「闽南人品茶习俗好啜茶，器具精，小壶必曰孟公壶，杯必曰若深杯。」从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几段对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，不约而同地，对壶具不呼其名，不称紫砂壶，不称宜兴壶，而径以「孟臣冲罐」、「大彬之罐」等瓜代。这微妙地透露出闽南人对紫砂名壶的投射心态：既然名家真迹不可得，姑且以之为名，聊可收心理补偿作用。
时至今日，当地人称朱泥壶为「砂罐」或「冲罐」(也许是缘于工夫茶流程中的高冲、淋顶动作)，称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头壶为「土罐」或「刷罐」(闽南音，形容汕壶上的化妆土釉特征)。砂罐是得之不易的外来「名产」，土罐是本地自产的「土货」，加上泥料、做工精粗有别，所以壶价贵贱，每逾十数倍；正是这种「市场导向」的作用，它绝对性地左右了当时宜兴朱泥陶人，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师的署款方式。事实上「名牌投射」的心态古今皆然，例如在台湾，惯称洗碗精为「沙拉脱」，而不管实际上用的是什么熊、什么鸽。实则「沙拉脱」是当年洗碗精市场的先发品牌名称，大家相沿成习，久而久之便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词了。又如台湾至少有超过十余种、四千家廿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，可是人们常是「一以贯之」地通称为「7-11」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相信有助于对明清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释然以对。
结语
自来有谓「无款多佳器」，相较于大彬、鸣远的显赫声名，与赝鼎充斥，无款壶反而显得潇洒自在，了无罣碍。日人奥玄宝所着《茗壶图录》：「壶或有无款而优于无款者，然无款而良者，不及有款而良者。近人往往爱无款者，无他，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！」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。其实，朱泥壶虽有名款，但太多的「大彬」、「孟臣」反而等同于无款了。诚所谓：有款求其真，无款求其善也。
一杯茶好喝，是因为茶好人好，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「头等奖」；
一杯茶不好喝，不论什么原因，也不会因为上头写着「特等奖」而应该好喝。
